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。
(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，第142条)，其最终指向，更是胸怀万物的精神境界问题。这种身体意识可分三个层次。
每个自我，或者说每个独立的人格，都是心—身或身—心的统一体。完是他本体，便与天地合德。(《传习录上》，第122条)不是一团血肉，便既非心脏，也非大脑，而是知觉能力。推己及人是道德原则，但它没法规则化，不能被描述为具体的行为准则，施行得靠内心的自觉。②因此，身心之间不是平行互动的关系，而是心支配身，用阳明的话叫主宰： 所谓汝心，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，这个便是性，便是天理。
只有通行者心目中有此规则，它才能生效。这些哲学家，有时候对常识承认其存在的事物，采取否认其存在的态度。这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第四次现代化受到严峻的挑战。
而为了反对现实，去逆转或者拿出一个古典方案来倒转现代，并由此确认自己的儒家立场，这确实就会遭遇一个内外之分的真儒和伪儒问题。但政治学是社会科学，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？是知道人的限度。因为内圣外王是道家论题，来自于庄子。所以孔子编订《尚书》的时候，第一篇就是《尧典》，讲的是尧舜的禅让，所以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。
一旦我们跟发达国家发生任何摩擦，马上就会想到1840年以来我们悲惨的命运和糟糕的处境，于是以一种非常愤慨的心理与西方国家作对。如果，将五经看作是价值的依靠和生活的指南，这就是内，如果只是将儒家作为众多学术资源之一，而作为一个研究者，那就是外。
在这一点上他们还非常自负。但你只有在国君的接纳下，才能推行你的理想，所以孔子、孟子、荀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得君行道。儒家本末论题强调的，是修身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这也是任剑涛书里的一个重点。
而康有为就是在男女平等的论述上开启了新风。我们现在一直在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，但他也不是顽固派，他是希望在学习西方的时候，能保住中国自身的独特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认为，整个国家的发展到今天为止，儒学因应于当代中国第二次现代变局，在治穷和治愚交替之际，需要展开的主题思考和严肃决断，正是维护儒学自身的应时变革的机制，还是抛弃应时变革的机制。我想就特别强调的第二点，就是儒学一定因时而变。
所以我们大陆的新儒家如果说有一个特点的话，就是要统合孟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区分内外并不是一件新鲜事。
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 梁涛 的专栏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社会转型 新儒学 。因为我要是学政治学的却到经济学系去当教授，就没有四个自信，对吧？但是温加斯特教授经济学毕业却到政治学系当教授，他似乎四个自信满满，我觉得很佩服。
但是接受这个东西并不等于要否定我们的文化传统，那恰恰是要把孔子真精神结合起来，新文化是旧中之新，推陈出新，这才是真正的新。一百多年的妇女解放运动走到今天，让你们重新回到厨房去，还有女性喝彩，中国女性也是有自我贬低的深厚基础啊。所以要重视荀学的系统，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，我们才可以用儒学今天的出场解决中国人今天心灵的焦虑，同时又完成制度化安排以此保持儒学的一贯性。他说哪个文化都讲修身，儒家特点得不到凸显。剑涛反对提倡孝，认为人们应该去批评社会没有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体系，只会把矛盾往家里带。第二个问题是儒学到底应该如何来出场？这个要从儒学自身的基本理念来出发。
但是仅仅是丞相，最高权力是禁区。我比较关注康有为的想法。
任剑涛认为一些儒家学者看不到这个变化，但这恐怕未必准确，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将儒家作为信仰，由此，在这个时代他们就是儒门中人，否则就不是，或者只是同情者和出主意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相信大多数大陆新儒家朋友，好像警惕性并不是很高，不加思考地将之当做是否儒家的核心指标。
现代儒家可以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采取批判态度，清醒的理性一定带有批判的精神。大陆新儒家的政教合一设计与现行的政教整合机制直接冲突不说，更关键的是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立定依法治国的国策，而不是圣贤治国的方略。
外王其实并不是要把它简单地划归为科学，而是我们怎么来讲述当代的新礼乐、新制度，儒学才是内外贯通具有内在逻辑的一个制度，而不非要去论证内圣怎么解释科学、民主，那个是不成立的问题。那么尧舜和文武是不一样的，尧舜事实上是攻天下的，所以在《礼记·礼运篇》叫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。一直到1911年，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，清朝搞的改革内阁，实际上是皇族内阁，坚决拒绝让多数族群的汉族精英分权，五百万人一定要强行统治四亿人。这是重大的转变，学在王官意味着确立中央权威，地方权力仅对中央发挥支撑的作用。
而我认为，政教合一的问题非常严重。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学者，是从看港台新儒家的著作成长起来的，但是我们看的已经是第二代了，就是以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、徐复观、唐君毅为代表。
这是儒家需要直面的一个严峻主题，也是一个重大的决断。经过阶级斗争的风雷激荡，在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在经济分权的基础上治理了贫穷。
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。一个人以支持现代的立场来对治现代的弊端，来谋划现代的发展，才是真儒的态度。
儒学已经不是发起国民信心、增进国民道德那种被动救世的感觉，而是要主动去谋划强大国家的制度机制与精神生活。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呈现出来：一是我们不承认落后，二是我们不甘愿落后。那么儒学怎么来实现权力的公有？答案就是选贤与能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在晚清、民国都是一个艰涩的话题，因为我们一方面被动挨打，另一方面则像毛泽东所说，努力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。
按大陆新儒家的说法，中国遭遇到一个政治更化、文明更化的问题。但其基本导向也是拒绝分权。
所以全盘西化在操作上是不太可能的，那么西化派提出了科学、民主的旗帜，科学与民主也是没有歧议的，这些理念都是我们需要坚守的，但是科学与民主并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终级关怀问题、信仰问题。但是《礼记》后面说，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。
第二，一定能因应与于时代变迁，损益可知，与时俱进。不要说政治正确了，站在儒家立场上把女性说的一文不值，恐怕也与原儒宗旨有异。
